最近，王海燕正被焦虑裹挟。

“生孩子，到妇幼。”这句当地市民口口相传的赞誉，一度是作为院长的她最硬的底气。她所在的华北地区某妇女儿童医院分娩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市榜首。近年来，一向干劲十足的她带领医院积极拓展新业务，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医特色服务、互联网+护理、高危专科诊疗能力提升等方面深耕细作。她原本设想的是，目前的三个院区分别位于城市的东、中、西部，这样就能基本覆盖全市的妇幼健康需求。

但她在去年就嗅到了某种讯息，在城东5万平方米的新院区开业时，她冷静地压下了全面铺开的冲动，“只开放部分床位，老院区尚能运转的大型设备也悉数搬迁使用。多开一张床，就多一份人力、水电、维护成本，眼下必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即便算尽了细账，患者数量的大幅下滑还是来得猝不及防。如今，看着院区里不少闲置的床位，这位向来雷厉风行的院长，只觉得胸口像压了块沉甸甸的石头，怎么也喘不过气。

中部地区某地市级医院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沉闷，院长林吉祥打破了沉默：“我提议，缩减床位。”床位使用率不足七成，大量病房长期闲置，设备维护、人力成本、场地损耗等各项开支却在持续消耗着医院本就紧张的资金链。每一项数据都像一块石头，压在管理层心上。

最终，在巨大的运营压力面前，他还是做了这个艰难的决定——350张床位被缩减。看着最终敲定的方案，林吉祥揉了揉发胀的眉心，窗外的天色正暗下来，他知道，这只是医院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我们的新院区是五年前就规划好了，500张床位。”西北地区某三甲医院院长张文龙的脸上却是满脸愁容。

疫情防控期间，每一座城市都在医疗资源的匮乏中挣扎，病床告急、医护人员连轴转的场景，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政府当时很支持，批了一块大面积的土地给我们，但建设资金得靠医院自筹，好在贷款审批也顺利通过了。”

这几年，新院区一直在全院的期待中紧锣密鼓建设着。眼瞅着大楼即将竣工，张文龙却陷入了两难。他常常站在新院区的楼下，望着即将完工的大楼叹气。“近两年来，大多数公立医院都陷入了运营困境，他所在的医院也不例外。要是让新院区闲置，前期投入的上亿元资金就打了水漂。可一旦正式运营，只要床位一开放，人员薪酬、设备维护、物资采购这些‘人吃马喂’的开销就会接踵而至，压力着实不小。”每思及此，他都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床位，长期以来是衡量公立医院规模、实力与服务能力的核心指标，更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而越来越多的医院管理者终于意识到，“床位即实力”的时代早已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效率和质量的新导向。

过去数十年间，我国公立医院床位规模持续扩张，全国医疗机构床位数量开始进入快速上涨阶段。从2014年的660万张，每年递增数十万张，至2024年达到1037万张。然而，自2024年起，一股悄无声息的公立医院床位缩减浪潮席卷全国，打破了数十年来床位只增不减的行业惯性。

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医疗机构床位数量在2024年的基础上骤减28万张，这是近10年来我国医疗机构床位数首次出现下降。其中医院床位减少19万张，乡镇卫生院减少7万张。

公立医院床位“瘦身潮”的发生，似乎意味着曾经以床位数论英雄的时代似乎正在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医疗质量、效率和服务的追求。这一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它又将给我国医疗体系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呢？公立医院床位“瘦身”，是危机？还是转机？

公立医院纷纷“减床”

2025年11月，“宇宙最大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宣布启动重组，将“一院五区”压缩为“一院三区”，总床位数从13810张大幅削减至7500张以内。

就在同一月，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主动缩减近500张床位，河南许昌综合医院一次性减少250张床位，安阳三家市级公立医院合计缩减433张床位。

而2026年开年的铜川，医疗机构主动减床备受关注，减床动作从基层延伸至县域核心医院，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尤为突出。1月30日，铜川市耀州区7家基层医疗机构率先公示床位变更，照金中心卫生院、演池乡卫生院等机构合计将139张编制床位减至65张，整体缩减53%；铜川市多家县域核心医院接连跟进，耀州区人民医院、宜君县人民医院床位均缩减40%，铜川矿务局第二医院、孙思邈针灸医院等专科医院也同步调减床位。这场调整覆盖了公立二甲、康复专科、骨伤医院、基层卫生院等多种类型，成为2026开年医疗领域调整的一个信号。

本刊梳理发现，从全国范围内缩减床位的情况来看，一个最直观的特点就是——不分级别、不分类型，覆盖全行业。上到顶尖三甲，下到乡镇卫生院，都在主动做“减法”，而且调整力度之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从地方的数据来看，医疗机构规模缩减可能更早。以河南省为例，2024年河南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76.21万张，对比2023年，减少了1.53万张。安徽省减少4506张；重庆市减少7700张；江西省核减省直医院床位1700张。

从上述多组医疗统计数据中，已经清晰地释放出中国医疗体系的深刻变革信号：长达十年的“跑马圈地”式规模扩张时代宣告结束。

床位，这个曾被视为医院“基本盘”的存在，如今却成了改革中第一个被调整的目标。

“床位狂飙”的十年

回顾我国公立医院床位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始终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014年全国医疗机构床位660万张，此后每年以数十万张的速度递增，2024年达到1037万张的历史峰值，每千人口床位数达7.32张，远超发达国家3张左右的平均水平，居民住院率高达22.15%，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14%的平均水平，床位供给过剩与资源配置失衡问题日益凸显。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医院通过不断增加床位，扩大规模，提升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就医，从而增加收入。”东部沿海地区某三甲医院副院长表示，曾几何时，“床位扩张—诱导住院—再扩张”成了医院运营的闭环逻辑，也形成了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表示，医疗服务具有特殊性，床位配置过高，就有可能“推高住院率”。

“在那个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这种模式确实推动了医院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就医需求。”东北地区一位地市级医院院长说。但随着医疗市场的变化，床位过多不仅无法增加收入，反而会因床位使用率低、运营成本高导致亏损。

公立医院床位规模持续扩容，但床位利用率整体呈现逐年走低态势。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数据，2019年我国公立医院病床使用率高达91.2%，历经五年回落，2024年已降至84.8%；同年全国整体医院病床使用率也仅为78.8%。基层医疗机构床位闲置现象更为突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床使用率仅约50%。产科行业供需失衡问题尤为突出，成为资源闲置“重灾区”，2025年我国出生人口仅792万，直接造成产科诊疗需求大幅缩减。2023年全国妇产专科医院床位使用率仅有45.37%，受需求不足、运营承压影响，国内多地基层医院陆续关停、合并产科科室。

随着医疗市场的深刻变化，曾经的“规模扩张”模式逐渐失灵。如今，“床位过多不仅无法为医院带来更多的收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床位使用率低，意味着医院的运营成本无法得到有效分摊，每一张空置的床位都在消耗着医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该院长说。同时，为了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医院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设备维护、人员薪酬等，进一步加剧了运营成本的压力。一些医院甚至因为床位利用率过低、运营成本过高而陷入亏损的困境，进而采取削减开支、人员优化等措施维持运转，这无疑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系统稳定性造成了负面影响。

多重因素叠加结果

“长期以来，床位数被直接与医院等级评定、医保额度分配、科研经费拨付等核心资源挂钩，这一导向催生了医疗行业的‘规模崇拜’。不少医院陷入盲目扩张的怪圈，部分机构甚至坐拥上万张床位。这种粗放式扩张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更通过虹吸效应不断抽走基层医疗的人才与患者，加剧基层医疗‘空心化’困境，最终形成‘大医院一号难求、基层机构门可罗雀’的恶性循环。”一位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如此表示。

近年来，大型三级综合医院扩张势头强劲，且“一床难求”；而基层（一、二级）医院床位使用率不高。“多数患者天然地倾向于选择最好的医院就医，形成需求牵引，使大医院形成了供给不足的判断，有了扩大规模的动因。从而导致了医疗资源（床位、人员、资金等）、病人和医保基金的‘多重虹吸’。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总体比较薄弱、运行较为脆弱，整个服务体系呈现‘头重脚轻’的态势。”应亚珍说。

她分析认为，从‌医保基金角度来看，由于医疗资源不断向上积聚，助推医疗总费用上涨，医保支付压力不断加大，可能引发支付矛盾。医保基金承压后可能会传导至财政，增加政府筹资负担。从患者角度来说，‌一般疾病到大医院就医，必然增加就医经济负担，且基层健康管理服务不到位，不利于人群健康绩效改进。从医疗机构角度来看，虹吸效应导致基层医院能力衰退、人才流失，大医院无序扩张最终也可能影响其自身的可持续运行。

其实，国家层面早就已经提出过预警。早在2014年6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的《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提出，严控公立医院床位审批，严控公立医院建设标准，严控公立医院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从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备，严禁举债建设和豪华装修，对超出规模标准的要逐步压缩床位。

然而这些旨在“踩刹车”的举措却“失灵”了，其背后是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对地方政府而言，三甲医院是“民生工程”、是“政绩工程”，更是GDP和税收的潜在来源。“城市开发新区时，为吸引居民入住，通常会优先规划建设医院和学校等关键设施，这些被视为住宅项目不可或缺的‘基础配套’，能有效提升区域吸引力和居住价值。”西部地区某三甲医院院长说，“对于医院来说，医院普遍欢迎新院区建设，因为有助于扩大服务能力和提升影响力，还要和各部门搞好关系，争取政策与资源支持，才能推动项目顺利落地。”

曾有县级市市长在会议上说：“我们县必须有一家三甲医院，否则招商引资都没人来。”这种逻辑下，“创建三甲”成了政绩考核的“硬指标”，医院建成后能不能良性运营、能不能真正服务百姓，那是下一任领导和医院自己的事。

其次，三甲医院的“资源虹吸”。品牌效应、技术优势等因素综合作用，让常见病、多发病患者也涌入三甲医院。2024年，三级医院床位仅占全国总床位的28%，却承担了63%的诊疗量和入院量，床位使用率高达91.1%，远超过二级医院的72%和基层医疗机构的58%。如今交通出行愈发便利，民众就医更倾向优先选择三甲医院，直接形成大型三甲医院就医拥挤、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冷清的行业常态。而持续加剧的资源虹吸现象，又反过来刺激地方政府全力争创三甲医院，唯恐本地病患外流至周边城市。

最后，医院运营的“资本属性”。尽管公益性是其核心定位，但实际运营中却被深度绑定资本逻辑。为了扩张规模，医院不得不举债融资；而巨额债务压力下，又只能通过增加患者收治量、扩大检查检验项目等方式创收偿债。这种“举债—扩张—创收—偿债”的循环，最终形成难以破局的怪圈。北方某省级三甲医院院长私下透露，“我们每年利息就要还9000万元，不拼命收病人，恐怕连医护人员工资都发不出来。”

2014年，就曾有行业人士撰文指出，规模堪称“巨无霸”的医院，本应该定位于“收治急危重症、疑难病症和人才培养”，但现在却往往是大小疾病通吃，严重挤压了当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办医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推高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同时，2012—2021年，全国居民医保基金支出从675亿元增长到了9296亿元，部分统筹地区更是出现收不抵支，医保基金的支出压力持续增大。另据《中国医疗保障发展报告（2025）》分析，随着城乡及区域医疗资源不均衡、供需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公立医院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紧迫和复杂的阶段，针对运营效率低下、医疗行为失范、应对挑战能力不足等问题，必须全面深化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

为扭转这一局面，近年来，国家层面也下定决心开始严控。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控制公立医院单体规模，严禁无序扩张。

紧接着，2022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21—2025年）》，其中提出，要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设置，合理确定公立医院分院区规模。原则上，到2025年末，符合条件的公立医院举办分院区不得超过3个。新增分院区的，各分院区总床位数不超过2020年末主院区编制床位数的80%。

进入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中强调，加减并举稳定公立三级医院医疗床位规模，优化调整二级公立医院功能定位。2025年新版《三级医院评审标准》中明确将总床位数、单体院区床位数、分院区数量列入三级医院评审的前置条件：新增规模导致总床位数、单体院区床位数、分院区数量超标的，不予评审；之前超标的，应当经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评估后，视情参加或不予评审。

在此背景下，地方层面同步发力，各地纷纷印发文件，在实施细则上进一步收紧。2025年2月，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出，进一步优化调整全省三级医院设置规划。各医院分院区数量控制在3个以内，新建医院单体床位规模严控在1500张以内。

2025年7月，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在对省政协委员的提案答复中明确，将公立医院分院区数量控制在3个以内，新建医院单体床位规模控制在1500张以内。科学控制公立医院单体规模，将全省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控制在7.6张以内。

本刊在梳理中发现，公立医院床位缩减潮呈现出区域协同、分级差异的鲜明特征。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实施床位压缩，侧重于结构性优化与效率提升，在削减普通床位的同时，增加康复、精神、老年医学等紧缺专科床位，体现结构性调整而非简单削减。而中西部及基层地区则在强化服务能力的过程中，更强调资源下沉与基层协同，更注重资源的合理填补与均衡布局。从医疗机构层级来看，三级医院成为床位精简优化的主力，二级医院稳步完成功能与床位布局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实现床位逆势扩容。

公立医院的运营“寒冬”

“事实上，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愿意减床，缩减床位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政策要求，还有一个是医院自身运营困难。”一位医疗领域的资深专家告诉本刊。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直接写明：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和举债购置大型医用设备。

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2年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负债总额增至24826.53亿元，与2012年的7326.81亿元相比，直接翻了近两番，资产负债率也高达43.46%。

本刊在采访中了解到，公立医院收入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财政拨款补助，二是事业收入，后者以医疗收入为主。

近年来，一些地区由于自身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也在无形中对公立医院的发展步伐形成掣肘。华北地区一家三甲医院院长告诉本刊，由于深陷财政困境，地方财政资金储备捉襟见肘，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往往难以足额拨付。

而公立医院作为守护民众健康的关键阵地，“医院的日常运营，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从水电能耗、医疗设备的定期维保，到医护人员的薪酬福利，每一项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当原本应有的财政补助无法及时足额到位，医院为了维持正常诊疗秩序、保障医疗服务质量，不得不另寻出路。”他说，“长期以来，财政对公立医院的定额补偿通常是依据编制床位数或者编制人员数，这也容易导致医院盲目扩张”。于是就形成了“床位扩张—诱导住院—再扩张”的闭环逻辑，形成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最终受损的还是患者。

公立医院床位缩减现象是我国医疗体系转型的一个缩影，

在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公立医院纷纷告别规模竞赛，

走上了提质增效的发展道路，医改向纵深推进。

近年来，监管端也开始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更加严格的标准控制公立医院扩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2025年3月在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分析通报中曾明确，为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将指导公立医院加强经济运行管理，严控超规划无序扩张。

去年以来，各地财政也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求所有支出项目重新证明其合理性和优先性，叠加部分地区财力吃紧，进一步从源头上为公立医院规模扩张按下暂停键。一些地区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从过去侧重硬件建设的“补基建”，转向支持日常运转、提升服务能力的“补运营”“补能力短板”，更注重医疗资源的精准配置与使用效能。

2025年10月，安徽省财政厅与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更是联合印发《安徽省省属公立医院财政经费核拨机制改革实施方案（试行）》提出，自2026年起，取消财政对省属公立医院按编制床位给予定额补助的政策，强化财政补助与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结果挂钩关系。

不少公立医院也开始逐渐意识到，规模扩张对于医院经济效益的影响具有两面性。“随着医院规模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运营成本的显著增加，医院的整体收入和专科能力能否得到明显提高，很难一概而论。然而，优质医疗资源被稀释、多个院区间服务不同质化等问题却逐渐凸显。”东北地区某大型三甲医院院长说。

床位缩减绝非偶然，除了政策约束和运营压力等，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认为，医保支付改革和医疗机构资源优化、模式转型等因素，也是医疗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我革新。

“DRG/DIP医保支付改革的到来，给医院发展模式带来了不小影响。”2021年，国家医保局印发《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到2025年底，新的支付方式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基本实现病种、医保基金全覆盖。

在传统的“按项目付费”模式中，医院收入与床位数量紧密挂钩。床位越多、患者住院天数越长、检查项目越繁杂，医院的收益就越高，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大医院不断扩张床位规模。而DRG/DIP的核心逻辑是“打包付费”。医保部门针对不同病种或病组，向医院支付固定额度的费用。

以前患者多住院，医院能够相应地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在DRG/DIP模式下，患者若多住院几天，医院就可能面临实际费用超出医保支付额度的风险，需要自行承担超支部分。因此，医院需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缩短住院天数、提高治疗效率才能获得结余。床位过多不仅无法增加收入，反而会因床位使用率低、运营成本高导致亏损。

与此同时，医保基金增速放缓，部分地区居民医保资金压力突出。“床位过剩、资金紧张，再加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飞行检查等政策的推进，以前靠‘多收病人、多住几天’增加营收的运行逻辑已经走不通了。”金春林说。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改变了医院行为逻辑。按病种付费（DRG/DIP）全面推行后，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从“床位数量”转向“治疗效率”。安阳市人民医院的调整印证了这一点：安阳市人民医院2024年缩减200张床位后，医疗总收入虽然同比减少2.2%，但可支配收入稳步增加。更关键的是，医保基金有了结余，就可以反哺医疗机构。2024年，这家医院分到结余的医保基金3900万元，不再依赖规模扩张就能获得收益。

在按病种付费机制下，统一的病种医保支付标准，倒逼医院转变运营思路，摒弃以往单纯依靠扩大服务体量增收的模式，转向在严守医疗质量的基础上严控运营成本、挖掘盈利空间。“医院成本包括人力、物力、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因此缩减床位和清退人力本质上是同一出发点。”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原处长蔡海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道。

更重要的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也让减床具备了可行性。“治疗方式已从‘开大刀’式的传统路径转向免疫治疗、微创手术、日间手术等精准化、高效化方案，患者无须再长期住院接受治疗，住院天数就缩短了不少。”金春林强调，缩减床位绝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式削减，而是医疗资源的优化重组，“将闲置的床位资源盘活，填补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让每一张床位都能发挥最大效用。

为守住收支平衡、防范运营亏损，主动压缩平均住院日成为医院降本增效的重要选择。同时，日间手术的开展率也已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医院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进一步引导医院优化诊疗流程，提升医疗资源使用效率。

据公开资料，近年来国内日间手术数量迅速增长。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对2023年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结果通报，全国83.27%的三级公立医院开展了日间手术，较2022年提升3.70个百分点，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比例为16.40%，较2022年提升2.23个百分点，医院开展日间医疗服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传统的靠规模发展的医院越来越难维持运营，突出的矛盾还体现在床位利用率上。为了抵消床位利用率低带来的亏损，一些医院选择在不减总床位的基础上，实行“全院一张床”策略，由医院统一管理床位、动态调配，打破科室壁垒，盘活床位资源，提升利用效率。

结构调整与动态平衡

此次“床位瘦身潮”之下，不仅仅是医疗机构在压力下的无奈收缩，有不少地区和医院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主动进行的资源优化调整。其核心转变在于从追求规模发展“大而全”，转向注重质效的“精而优”，具体呈现出“有减有加、分类施策”的特点。

河南安阳市人民医院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家医院原本拥有2800张床位，床位使用率维持在70%左右。2024年，该院对内分泌科、肾内科等轻症患者占比较高的科室进行资源整合，精简200张普通床位后，把更多医疗资源集中到疑难危重疾病的救治领域。调整后，医院床位使用率从72%攀升至88%，危重疾病救治成功率以及四级手术的占比均有所提升，与此同时，还新增了40间双人间病房。该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并非单纯地减少床位数量，而是通过优化病区布局与资源配置，实现了减床却不降质提效的目标。”

缩减床位也倒逼医院提升医疗技术能力，专注于疑难危重疾病的救治。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人民医院自2020年起叫停粗放式规模扩张，陆续整合撤并4个内科病区，历经三年优化调整，把开放床位从1200张精简至900张，集中资源推进学科整合与医疗技术升级。凭借转型实效，该院不仅在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中获评A级，更在2024年顺利获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这种“有减有加、精准调配”的思路，在多个地区的实践中都得到了体现。江西省创新建立床位“腾笼换鸟”机制，一方面精准核减3400余张普通床位，另一方面针对精神、康复、老年医学等供需矛盾突出的紧缺专科，新增床位900余张，实现医疗资源的结构性优化。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医院则将床位规模从1500张精简至1000张，同时同步选派40余名骨干医生下沉至乡镇卫生院，通过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带动基层服务能力提升。截至2025年，当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门急诊占比已突破70%，分级诊疗的格局进一步夯实。

应亚珍坦言，真正需要关切的问题是总量与结构两个层面。“如今，总体是治疗床位部分过剩，可满足老龄化需求护理康复、安宁疗护等床位却严重不足，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结构调整。”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及部分薄弱重点专科，政策层面仍在持续加大扶持力度。以江西省为例，2024年该省虽整体缩减了不少床位，但同时有11家市县级医院，因精神、康复、老年医学等专科的实际需求，反而新增了932张编制床位。

河南安阳在推进公立医院床位优化时，压缩了1300余张床位，与此同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230张康复床位，专门承接大医院术后康复患者，形成“大医院治重病、社区做康复”的连续服务链条。

同样，一些医院医院并未增减床位数量，而是在此基础上，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在院内各科之间进行结构调整。

河北省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李晓明表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尤其是1963年是中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有2934万至2959万新生儿出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峰的“婴儿潮”一代。这批人从2023年起陆续年满60岁，进入法定退休年龄，每年新增退休人数接近800万，被称为“退休潮”。

随着这批人集体步入退休和高龄阶段，患病几率快速上升，对医疗的需求也会大幅上升。河北省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学科结构也进行了调整：减少内科等轻症科室床位，增加外科、急危重症科室床位，重点布局脑栓塞、脑卒中急性康复等相关学科床位，以匹配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变化。

“减床提质的核心是控制规模、优化结构、精准服务、提升效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认为，医疗机构的减床提质，标志着我国医疗服务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也标志着医改向纵深推进的明确信号。

他表示，这背后是我国医疗需求的变化：一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疾病结构对诊疗的需求变化。二是更优质的医疗条件和环境的需求，是每个患者包括他的家庭不断提出的新的要求。三是更方便可及的质量、更有保障的服务、更加精准的医疗服务的需求。

应亚珍认为，推进“三医”协同发展治理，就是要通过医保经济杠杆的有力引导，协同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以及卫生健康领域提出的“控三、稳二、强基”的服务体系规划思路，推动医疗服务体系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打破当前“大病小病都挤向顶尖医院”的失衡格局，通过重构就医秩序，让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最终建立起“小病在基层、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合理就医模式。

此外，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党委书记廖志林还提到，“医疗资源的布局将越来越与人口流动趋势，尤其是与高净值退休老人的迁徙方向（如候鸟老人）密切相关，床位增减将是持续的动态过程。”但他强调，床位的增减应是“一院一策”，是规划、政策、市场需求、人口结构、历史决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提质’而非单纯‘减量’，中国医疗床位的调整是追求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与真实需求相匹配的健康发展过程，而非简单的总量收缩。”

应亚珍指出，当前的床位“瘦身潮”不是阶段性运动，而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结构（如老龄化）、患者需求变化，不断寻求“供需动态平衡”的持续过程。

“不能再僵化地执行‘每千人床位数’标准，要动态调整床位标准。”誉方医管创始人兼顾问秦永方则认为政府应牵头进行区域卫生资源需求评估，根据人口结构、疾病谱变化和分级诊疗要求，动态调整甚至削减区域内公立医院的总床位规模，引导资源向短板领域（如康复、护理、精神卫生、基层医疗）流动。推动“关、停、并、转”，对于效率低下、重复建设的医院或院区，鼓励其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与其他机构合并。

“改革发展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各级医疗机构定位清晰、功能互补、资源配置高效、能够满足群众全方位健康需求的分级诊疗体系。”应亚珍说。

公立医院床位缩减现象是我国医疗体系转型的一个缩影，在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公立医院纷纷告别规模竞赛，走上了提质增效的发展道路，医改向纵深推进。

“医院在缩减床位了，每个病区都减了床位，最多的一个病区减了三四张，我认识的同事就走了3个，下次会不会就轮到我了？”护士王佳妮有点担心。她所在的西南某市人民医院在减少床位的同时，也开始了人员清退计划。她也发现，最先受到影响的是那些编制外的行政后勤人员。

秦永方认为，床位“瘦身潮”背后，‌人员安置是最大难题‌：床位的背后是‌人力资源的配置‌。减床必然涉及‌减员或人力优化‌，这是最敏感、最困难的部分，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需妥善安置缩减床位后的医护人员，推动人员向核心科室、基层岗位流动，实现降本增效。“这些都考验着医院管理者的智慧。”

（文中王海燕、林吉祥、张文龙、王佳妮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医院院长》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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