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推动全国领域移植技术深入、持续、均衡发展，塑造高素质的器官移植医师团队，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薛武军教授解读了我国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薛武军教授

  问题一：回顾过去几十年，肾脏移植领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薛武军：我国器官移植发展始于1960年，由吴阶平院士实施首例器官移植手术。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肾脏移植进入快速全面发展阶段，至90年代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肾脏移植国家，并带动肝脏移植逐步开展，随后心脏、肺脏移植相继起步，肾脏移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肝脏移植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目前，我国肝脏、肾脏、心脏、肺脏四大器官移植领域均涌现出一批国际一流的临床中心。

我们中心自1979年1月开始开展器官移植工作，2020年后，我们进一步提出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经过五年的建设实践，器官捐献专业化、OPO（器官获取组织）学科化建设以及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化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我们认识到这不仅是体系建设，更是一项综合性学科工程，不仅涉及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还需要临床医学多学科的合作、协同与联合推进。

  问题二：未来将通过哪些具体措施推动OPO学科化与职业化落地？

  薛武军：器官捐献不仅涉及医学建设，同时涵盖法律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在器官移植学科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必须实现"三化"发展：政府化、专业化和学科化。

  实际上，器官捐献学科建设涵盖组织体系、工作体系、队伍体系及实施规范、技术层面的建设。组织体系建设明确各级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工作内容；工作体系建设规范具体实施流程和操作标准；队伍体系建设解决专业人才配置和团队组建问题；技术层面建设则涉及具体业务的技术标准。其工作内涵十分丰富。

  当前我国器官捐献事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志愿登记率偏低；另一方面，公众对器官捐献的知晓率较低，医疗卫生系统内部对相关内容的认知度同样不高。对于医疗卫生系统而言，各级各类医院需从现场急救环节入手，在乡村卫生服务点、社区医疗服务站等基层机构，强化对脑出血、外伤等患者的医疗应急处置能力。同时，需从宣传工作入手，一方面需要红十字会系统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另一方面需要医疗卫生系统提升执行能力。只有将这两方面工作有机结合，才能推动器官捐献事业持续发展。

  问题三：未来推动我国器官移植领域工作的核心要点和关键方向集中在哪些方面？

  薛武军：从工作层面看，我国已完整建立捐献体系、分配体系、临床服务体系、政府监管体系和科学登记体系。但当前存在捐献率低的问题，器官捐献增长率远低于民众对移植需求的增长率，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成为关键，这也是近年来持续推动器官捐献体系完善与建设的原因所在。

  这其中涵盖政府层面与卫生健康管理层面的政策动态支撑需求，需根据每年不同的工作重点，针对性解决阶段性主要矛盾。这需要从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直至医疗机构的各级政府、单位，提供持续性的政策动态保障，此点至关重要。同时，红十字会系统对器官捐献的宣传需确保广泛且高效。另一方面，在机关、单位、高校、社区等各处设立器官捐献工作站与服务站，并配备专人负责相关工作，通过构建此类系统，实现器官捐献宣传的广泛覆盖与高效推进。

  在医疗机构执行力层面，需从乡镇、村、社区的医疗服务站起步开展宣传与执行工作，以生命救治为核心，构建 “疾病救治—转运—再救治—再转运—救治无效生命终结—转运至器官捐献机构—实施器官捐献”的完整链条，为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提供延续性生命支持。

  实现这一目标需从四个方面推进：第一，确保宣传到位，通过全面公益广告覆盖与基层宣传渗透强化社会认知；第二，压实医疗机构责任，明确其在宣传、救治及转运各环节的工作目标与考核要求；第三，卫生行政部门与红十字会各级机构需建立综合考核评价机制，将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医疗机构评估体系；第四，作为器官捐献的组织和机构，如何去建立完整的器官捐献体系。当前省级层面已初步建立工作机制，但市级及以下层面推进滞后，尤其需加强市区级完整器官捐献体系建设，推动宣传普及、基层医疗应急响应、器官转运协调等工作在各级行政层级的落地实施，通过夯实各级责任、完善全流程管理，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